日治時代檢番 光復初期禁娼

公娼制度始於日治初期，明治二十九年，西元一八九六年，殖民政府透過強制性的檢番組織和專區，對台灣的色情行業做集中管
理，這是台灣公娼制度的濫觴。當時台北市共有三個『檢番』，即台北檢番、萬華共立檢番、大稻埕檢番。透過檢番制度，向娼
家徵收稅金，並採種族隔離政策加以區隔，艋舺的『遊廓』作為日本人冶遊尋歡的特定區，而漢人尋花問柳多在大稻埕一帶，以
江山樓附近的藝旦間與酒樓為主。
　　
光復之初的一九四六年，行政長官公署在男女平權的壓力下，以改善社會風俗為名，公佈了廢娼令，這是台灣禁娼的濫觴。此事
引起性從業人員極大反彈，許多婦女在台北市婦女會長謝娥支持下，以生活受威脅為由，要求政府給予新工作，這次禁娼最後不
了了之。一九四九年底，聯合國通過「禁止人口買賣及剝削他人賣淫之公約」，依公約規定，中華民國是簽約國之一，必須執行
禁娼。然而，面對台灣民間旺盛的性交易市場，以及不少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，政府只好以設立『特種酒家』，准許酒家女以
「女伺應生」名義，來執壺賣笑，其實，這是一種變相的公娼制。


悲情的性產業 繁華的火車頭
台北的老市民大都清楚台北市的有牌妓女戶（公娼），集中於大同區的歸綏街、萬華區的寶斗里一帶。翻開台北盆地開發史，這
兩地是前清時代台北城最繁榮的商業區，後來因為城市中心區逐漸向東發展，使得本地的性產業服務對象，從台灣的富商巨甲、
日本的皇族高官，逐漸轉化為城市底層的升斗小民。但無論如何，經過兩百年的滄海桑田，寶斗里以公娼寮為核心的風化區，成
為相關性產業最著名、最集中的地區，造就了艋舺聞名北台灣的色情文化。

華西街寶斗里妓女戶，全盛時期曾逾一百多人，由於該處妓女多從遠處而來，大多以執業房做為起居房，往日更因保鑣控制行動
，妓女們只能待在房內，靠著附近美容院叫來的理髮婆替妓女們洗頭梳裝，美容業因而得以在此處生意鼎盛。同樣的，妓女們用
的化妝品、衣物、日常用品等，也靠著小販用推車穿梭於妓女戶之間沿街叫賣。除了花柳科，附近設置幾家西藥房賣些簡單的消
炎藥、止痛藥及壯陽的口服液，讓妓女們及嫖客能夠自行解決一些難言之隱，以上這些行業的興盛，大都跟妓女門的性產業息息
相關，是故說「妓女是華西街繁華的火車頭」實不為過。

公娼走上街頭 最終還是廢娼
一九九七年九月六日，台北市政府在一波三折之後，終於正式執行廢娼。於是寶斗里兩百年歷史的公娼業，在當天零時正式響起
熄燈號。此後一百多名頭帶斗蓬得公娼（註：警方列管資料，當時華西街公娼有七十五人，歸綏街一帶有六十三人），在「女工
團結生產線」與『粉領聯盟』的支持下，第一次走出陰暗的角落，拉布條、喊口號，以『性工作合法化』為訴求，不斷進行抗爭
，並組織『公娼自救會』。一九九九年元月，反對復娼的婦女團體（勵馨、女性性學會、救援基金會等），及贊成復娼的婦女團
體（女工團結生產線、公娼自救會、婦女新知等）欣起兩波文字論戰，最後市政府於一月十五日公告『緩娼兩年』定案。到二零
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緩娼期屆滿，從此公娼走入歷史，同時也宣告：台北市的性產業，全面進入地下化的開始。
　　
　 現在走在華西街頭，會發現少了公娼館的華西街寂寞多了，公娼歇業的歇業改行的改行，有的因為被迫，重新回到私娼生涯，
和代表公權力的警察玩起躲貓貓的遊戲。此外在華西街一帶，從前依附於公娼兒生的相關次級性產業，也因廢娼受到波及，成為
受害者。從前公娼每兩週定時接受檢查，但是妓女戶使用保險套並不普遍，且有暗娼雛妓流竄其間，上門的客人和妓女們難保不
中鏢。為了方便中鏢者就醫，不少泌尿科、花柳科醫生便選擇在這附近開業，桂林路、環河南路、重慶北路上便處處可見此「新
興行業」。如今儘管妓女戶關門了，不少醫生還是相信，只要私娼不消除，日後反而上門就診的人會更多。